1.前言
《谁能照顾人》是我研究丁玲的一篇论文的标题。这篇论文与此次收入本集的关于战时文学与文化的论文，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都以我在六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或重写，或修改而成。本来，应该把这篇文章放进来，再援引文章的标题为书名，但因文章的定稿暂时还出不了炉、见不了人，而我又舍不得把这个书名换掉，所以这本书的标题就还是这五个字。
主标题要紧，因为它说的是最关键的意思。1936年到1938年，随着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种种事迹于大众媒体上被报道出来，“到陕北去”成为许多人的愿望。这里面，有些人对神秘的中国共产党有无限的好奇，要去看看这些崇高的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样子；有些人1930年代就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工作，抗战爆发带来了“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在延安汇合的新格局；更有一个数量庞大的青年人的群体，从山西、从西安，靠着两只脚一步步地走在通往延安的沟壑梁峁之中。这些人是去陕北的主力，也是我最关心的群体，他们的行动力和快速变化的生命轨迹，不只是一种“青春”的特征，反映的更是广泛的安身立命的问题与时代气氛，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个人的行动总带有存在主义的色彩，但我们还是能在具体的历史里，找到把人的存在托起来的体制上的和精神上的东西。
我在23岁时选了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关于电影的几篇文章这次也收进文集了。左翼电影是年轻的电影，它的从业者大多是年轻人，它讲的故事也是青年的生活。左翼电影在1930年代留给我的最后的身影，是要么跳进黄浦江，要么走上十字街头。十字街头其实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绝非终局。而此时全国抗战爆发，延安横空出世，使十字街头的路终于有了某一个方向上的延伸。从史料看，当年中国的年轻人选择去延安的具体情境，有的是因为战争失学，徘徊在武汉、重庆的城市街头，他们无法在政府提供的短时训练机构中找到未来，因此要去延安为人生谋一条确实的路；有的虽然仍能在中学或大学安稳读书，但已不能接受国家危难之际还安坐校园里学科学、搞学术的生存状态；有的年轻人的苦闷，则深深地嵌在现代中国青年精神史中关于出走和革命的冲动里。当然，毋庸置疑，到延安去的青年是对中国的左翼政治和左翼文化抱有很深的好感、同情和向往的一批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在日后成为新中国的重要干部。浅浅地看上去，上述种种并不稀奇，但情感倾向、明确的立场和最终发生的行动，对于个人来说，都有极其重大和惊心的意味；而它们共同形成的1940年代的社会风尚和历史趋势，已非只是这十年间的事，而关系着中国的现代道路及其特征。
“谁能照顾人”这个问句，不是要人回答“延安”。1940年代中共根据地内部也在进行着各种探索和尝试，但根据地的社会治理、共产党的作家们的作品，都表明“谁能照顾人”这个提问法是理解新社会的重要方式。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在现代中国各类结构激烈动荡和重整的过程中，对个人与世界之关系、对人的安身立命、对人的多层次幸福的询问的话，它想问的可能也正是文学、电影与艺术总是关心、总是忘不了的事。
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一辑是我近五年内关于战时文学与文化的已刊成果，由7篇学术论文组成。这些论文过去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新诗评论》等刊物上。此次收入本书时，各篇文章都做了若干正误。此处，我要特别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对本书的审校认真且准确，指出不少我的粗心，也让我有机会对文章做出修补，让白纸黑字少留些遗憾。文集的第二辑由3篇关于电影的文章和1篇关于晚清小说的文章组成。它们算是我读过、看过、关心过，并且多少做过一些研究性考察的领域，在宏旨上也不是与战时文化所连带的中国现代进程没有关系。此次收进来，一是记录过去确实做过的一点工作，二是期待未来在合适的问题视野中能做一些融通。
在学术中谈论文学艺术作品，其实是很难的事。近几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探索已超出文学作品的范围，深入到20世纪中国革命、社会、行动、意识形态、知识与知识分子，以及文学与上述诸领域之激烈碰撞的细密肌理中。使用的材料则从作品、版本、文学报刊，扩展到各类报纸杂志、社会史料、视觉和声音材料、档案等。这本文集第一辑的7篇文章也大多是偏向历史的研究，只有2~3篇论文是依靠分析文学作品而立论的研究。这本不值得多说，但我想文集的这个面貌其实缘于一些看似偶然的论文发表偏好，以及在正在进行的工作中，我试图把文章修改成将作品地位摆放得更重的一类研究。文学作品及其文学性的存在感，现在在我关于一些宏观问题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突出。理想的文章还没有做出来，但这是我给当下选的努力方向。
感谢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双一流”经费资助本书出版。
范 雪
南京，20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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